本网讯 （谢泽 报道）周日的胭脂园放流现场，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来自各地的学生、青年志愿者，与他们平时难得见到的国宝亲密接触，并将其放归长江。在这片欢乐的气氛中，已至耄耋之年的曹文宣院士，早早离开放流平台，拾级而上，在胭脂园寻得一个凉亭，一边歇息，一边与记者谈起长江鱼类保护的话题。
    来水偏枯影响中华鲟产卵
    曹文宣院士首先谈到的，是去年秋冬季时，葛洲坝下产卵场未监测到中华鲟产卵这则“旧”新闻。这曾是当时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新闻，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华鲟是否会灭绝的担忧。无须讳言，这种担忧中，也隐含了不少人对水电工程的质疑。
    “首先，中华鲟是没有灭绝的，很肯定地说，去年我们发现了中华鲟到达葛洲坝产卵场，只是在产卵场，没有发现这些中华鲟有产卵行为。”曹院士对中华鲟产卵条件作了解释，“水温、水流、气温、产卵场环境等影响着中华鲟是否发生产卵行为。具体来说，去年是个来水很枯的年份，上游主要的支流嘉陵江，甚至就未发生洪水。而中华鲟，不同于其他大部分鱼类都在春季产卵，它需要在秋季等水温下降到20摄氏度以下，才会有产卵行为。但是来水量少，造成水温下降缓慢。同时，宜昌去年秋冬气温偏高，也对水温下降起到阻碍作用。这是我们关于未在在葛洲坝下监测到中华鲟产卵原因的初步认定。”
    除了水温、气温方面的原因，曹院士也告诉记者，葛洲坝下的产卵场周边出现了一些大型工地。这些工地产生的震动和噪声，也会惊扰敏感的水生生物，这也是未监测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产卵的可能原因。
    “当然，未监测到，不代表中华鲟一定都没有产卵。即使去年葛洲坝下中华鲟都没产卵，也不能说下游地区其他产卵场就没有产卵。今年6月份开始，我们将在下游监测是否存在去年生的中华鲟幼鱼，如果存在，就可以表明，中华鲟的自然繁殖还是存在的。”曹院士继续解释道，“当然，即使偶尔一年的来水、水温、气温，以及产卵场环境未达到中华鲟产卵的标准，导致中华鲟没有自然繁殖，也不能说以后都不会再有自然繁殖现象的。” 
   滥捕滥捞是水生生物最大敌人
    与放流的学生、志愿者不同，中华鲟等各种珍稀特有的水生生物，曹文宣院士不但见得多，而且可以说对它们的生物特性、生存现状太了解了。正因如此，在放流现场，他的脸上始终没有挂上笑容。
    “现在不光是中华鲟这些珍稀特有的水生生物，就连常见的四大家鱼的资源都在急剧减少。”曹院士道出自己忧虑的原因。
    记者直言问曹院士，水电工程是不是水生生物生存面临的最大挑战。曹院士也很坦率地说：“水电工程改变了江河原来的状态，当然对水生生物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它们逐步适应。但是有另外一些因素，是水生生物无法适应的。”
    曹院士以中华鲟为例来解释：1981年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后，次年科研人员便发现，原本在金沙江产卵的中华鲟，适应了现实环境，在葛洲坝下自然繁殖。从三峡工程2003年蓄水以来，来水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年来，中华鲟自然繁殖情况还是稳定的。记者追问到底什么是水生生物保护的薄弱环节，曹院士给出了答案——滥捕滥捞。
    污染、航运都会对水生生物的生存产生影响，但在曹院士看来，唯有滥捕滥捞，是灭绝性的，同时，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努力改变的。
    “长江上共有渔民15万人，这相对于长江流域的人口来说，比例非常的小，但他们对长江鱼类资源的破坏程度，却几乎是灭绝性的。即使合法捕捞对长江的鱼类资源都是伤害，更不要说在广阔的长江流域，那些难于监管的各种非法捕捞了。”曹院士望着长江说，“经常是我们这边在放鱼，那边有渔民就已经在捕。”
    但曹院士也表示，其实这15万渔民，生活也很贫苦。往往祖孙几代都在船上，岸上没有一亩地，没有一间房。在船上疏于监管，很多渔民是超生户，生活陷于困顿。在船上也很难得到医疗服务，一户渔民多人患血吸虫病的情况也常常发生。
    “我一直在呼吁，让长江禁渔十年，政府帮助15万渔民转产，让他们上岸，做些别的产业。这样，水生生物得以休养生息，渔民也能摆脱贫困生活。”曹院士谈到自己主张，语速加快了，“15万人比起三峡百万移民不算什么，甚至不如丹江口水库加高十几米的移民量。渔民转产这个成本各个地方承担得起，这也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符。”
    “禁渔十年，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当前的境况将会有彻底变化。”这是一位八十岁的科学家，对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后的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状况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