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张晓帆报道）4月12日，在2015年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现场，记者就中华鲟保护及长江生态恢复问题，采访了被誉为“保护长江江豚的卫士”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

　　保护物种是为了让长江恢复健康

　　至今年，中华鲟放流活动已进行30载，57次。自活动开展以来，在这些地球“鱼类活化石”的关注人群中，常常可以见到王丁的身影。

　　谈及年复一年坚持进行中华鲟放流的意义，王丁说：“不能单纯就物种保护来谈中华鲟和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中华鲟这样的长江生物的生存状况，反映的是长江的生态健康状况。通过保护这些物种，进而致力恢复长江生态健康，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

　　然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长江生态系统的恢复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著名的黄金水道，流经中国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地区。近年来，不少报告显示，长江生态急速恶化的主因是水利工程的无序建设、航运、非法捕捞、污水排放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王丁认为，目前，避开经济发展谈长江的生态保护不太现实，“在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上，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相当大，这就给长江生态保护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乃至整个长江生态恢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

　　早在2007年，由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等机构在北京动物园举办的“水生野生动物的现状与保护”讲座上，王丁就曾指出，“长江的生态恢复比莱茵河难得多，因为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人口密度比欧洲大得多。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限制挖沙活动，控制住无序开发和进一步污染”。

　　任重道远的“保护”之路

　　2014年底，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等3家国内权威科研机构的联合监测结果显示：整个产卵季未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这一结果引起公众对中华鲟保护工作的高度关注，其中也包含了一小部分质疑的声音，对此，王丁谈到了他的看法。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足见国家层面对生态问题的重视。公众对中华鲟自然繁殖问题的关注，反映了全民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现实难度，例如，与陆地生物的保护工作相比，水生生物数量下降的过程、种群生活状况等都是很难追踪的。”

　　中华鲟的研究工作是对中华鲟全周期、全生活史进行的全覆盖式研究。中华鲟的生活范围和种群特性决定了这必将是一项长期工作。

　　“尽管现在还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供衡量中华鲟放流取得的成效，但这种方式在为中华鲟‘保种’奠定了基础，为恢复长江系统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王丁认为，水生生物保护是一段任重道远的长江生态恢复之路，需要每位关注者和参与者具备平和的心态和科学的态度。

　　“自中华鲟研究所进入三峡集团以来，做了大量基础性、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中华鲟‘子二代’保护和科研的成就有目共睹，这需要社会公众给予鼓励与支持。长江生态的改善不应该仅仅是水生生物研究机构的责任。我们呼吁，国家层面能建立相关机制，沿江有关部门协调联动，让生态保护的力量最有效地发挥，让长江真正恢复健康生态。”王丁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