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华鲟放流|国际组织大咖点赞国宝回家

　　本网讯  一年一度的中华鲟放流活动如期而至。4月13日，700尾子二代中华鲟在宜昌放归长江。记者采访了相关国际组织的官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主任马超德博士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事关民族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主任马超德博士曾连续多年在宜昌现场参加中华鲟放流活动。“水生生物是河流生态系统健康重要指标体系之一，在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中，水生生物应该是多样性非常丰富、种群数量非常合理的。” 马超德认为，中华鲟放流活动组织有序、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公众广泛参与，还引起了中小学生的兴趣，对加强人们保护水生生物和保护长江的意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并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发挥骨干主力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三峡集团的新使命新任务。三峡集团正大力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积极推进九江、岳阳、芜湖、宜昌四个试点城市先行先试工作，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河流健康与否关系到民族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河流生态系统至关重要。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中国第一长河，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复杂多样的。” 马超德认为，三峡集团作为中国知名企业，也是世界知名水电品牌，应该更好地发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比如设立生态环境公益基金，与相关国内外机构合作，彰显中央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他建议三峡集团紧密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加强人员综合能力建设，以应对新的国际形势及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加强品牌宣传，用真实的人物与故事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人了解企业的理念、战略和所做的工作，更好地融入当地，这些动人的故事应该“让老奶奶都能听得懂、看得见”，从而带动全社会付诸行动。此外，还应充分发挥三峡集团的国际社会责任和品牌引领作用，把中国的生态保护理念推广到相关合作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也期待三峡集团能够以更开阔的视野、从全球合作的角度，更加全面综合地看待企业责任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为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黄先懿）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江项目经理程琳

　　中华鲟是长江生态的风向标

　　“中华鲟生长过程缓慢，对环境压力极其敏感，因此其存灭是判断长江生态健康与否的风向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江项目经理程琳说，在她看来，保护中华鲟离不开对其特定生境的保护、对河流连通性的关注、对河流水文条件的恢复，因此围绕中华鲟开展的生物保护工作，对长江整体保护与恢复具有极其重要代表意义。

　　作为以“管理三峡、保护长江”为使命的中央企业，三峡集团始终以长江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长期支持开展中华鲟的相关科研与保护工作，取得了中华鲟人工繁育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自1984年以来，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持续开展中华鲟放流活动，并连续多年获得全人工繁殖的成功。30多年来，中华鲟研究所已累计向长江放流多种规格的中华鲟500多万尾，有效补充了自然环境中的中华鲟物种资源。如今，中华鲟保护已经成为长江生态保护的一张名片，是加快长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三峡集团围绕中华鲟进行人工繁殖、放流与科学研究，是水电工程建设与维护生态平衡有机结合的范例，但水利开发后的生态修复工作是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基于科学的投入与实践。”程琳说，她建议未来三峡集团可以围绕基于更多生态目标的环境流需求，进一步探索生态调度的类型，比如针对中华鲟的繁殖和针对中下游湿地修复的目标等工作，不断完善长江流域生态修复工作。

　　改善流域生态，重塑中华鲟繁殖的适宜生存环境，除了企业发力，也离不开公众的重视和参与。据程琳介绍，近年来，WWF组织了多场围绕长江生态环境和物种保护的讲座等互动活动，并与三峡集团共同组织了“护航中华鲟”沿江大型志愿者活动等，科普中华鲟知识，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未来，我们希望能和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开展进一步合作，将宜昌中华鲟基地的现场视频连线到武汉解放公园湿地科普馆，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中华鲟。”程琳说。

　　（喻清卿）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健康河流项目经理汪卢弘

　　如何医治“长江之病”，河流“医生”告诉你

　　长江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运用中医术语，阐述如何治好“长江之病”。保护中华鲟是否与医治“长江之病”有关系？时隔一年，恰逢2019年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之时，记者采访了一位“专科医生”——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健康河流项目经理汪卢弘。

　　长江大保护是一项全民参与行动

　　“中华鲟是长江的旗舰物种，同时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由于特殊的生活习性（每次洄游距离超上千公里），其种群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生活区域的生态健康情况。”汪卢弘说。

　　汪卢弘认为，中华鲟种群的健康程度与栖息地、洄游通道的生态环境质量息息相关。保护中华鲟的意义更在于通过对这一物种的保护来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近海鱼类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大坝建设和运营期间对河流生态环境造成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河流连通性、水文过程、以及鱼类栖息地分布。而这些改变都会对河流水生生物种群分布和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国际上修建大坝的企业都会尽可能地降低影响并采取生态补偿措施保护受影响的物种与栖息地。

　　“从生态调度到与TNC合作推进的黑水河鱼类栖息地生态修复项目，再到中华鲟等鱼类保护和研究，以及目前正在研究部署的对长江中下游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我们都能看到三峡集团在长江修复和保护工作中的重要贡献。三峡集团始终都在践行生态环保理念，所承担的职责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于长江大保护的决心。因此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和三峡集团一起将长江大保护的优秀经验和中国水电一起‘走出去’，推动全世界河流生态保护的工作。”汪卢弘说道。

　　不言而喻，长江大保护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它可以体现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垃圾分类、污水收集处理，农业采用生态友好型的种植方式、企业污染排放的控制，都与长江大保护息息相关。

　　“市民将垃圾分类投放、农民减少化肥使用，企业减少污水排放，学校开展活动让学生了解长江以及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这些都是为了让民众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各自的力量来保护长江。”汪卢弘说，谈论长江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指长江干流上的问题，还包含两岸城市、农村以及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如果将倡导和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广泛融入大众的生活，对推动长江大保护工作将会是巨大的帮助。

　　系统性梳理问题，提升生态环境韧性

　　长江大保护工作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

　　“环境恢复和工程建设有很大的不同。生态恢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环境问题需要不断尝试、调整和监测，根据数据的反馈再进行调整。因此生态恢复是一个适应性调整和发展的过程。”汪卢弘说。

　　围绕未来长江大保护工作，汪卢弘认为可以加强两个方面工作：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制定修复与保护方案需要站在流域的尺度上开展规划，系统识别流域内环境问题的主要来源及相应位置，科学设计保护与修复措施，提升不同生态要素之间的连通状况。

　　让自然做功，充分开发和使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长江大保护工作推进过程中，采用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解决环境问题，提升生态环境韧性，让大自然利用自己的生态循环和修复能力帮助我们实现生态保护目标。

　　去年10月，三峡集团与TNC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此之前，双方已经在大坝的生态流设计、黑水河生态修复等具体项目上扎实合作了十余年。“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三峡集团不仅在中国，更在全球的清洁能源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TNC愿意和三峡集团分享国际优秀的生态环保经验，共同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工程建设模式。”汪卢弘说。

　　（徐瑶）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EPC和战略大客户总经理赵霖

　　现代企业应始终保持环保意识

　　在2019年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开展之际，记者采访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EPC和战略大客户总经理赵霖，请他谈一谈对中华鲟放流活动和三峡集团长江大保护工作的看法与建议。

　　记者：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中华鲟是长江里的旗舰物种。您认为保护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有何作用和意义？

　　赵霖：中华鲟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历史，是水中“活化石”，见证着中华民族在长江母亲河边日益繁荣昌盛。中华鲟生存环境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无疑对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是最好的佐证和认可。

　　我现场参加了前年的中华鲟放流活动，参观了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了三峡集团是如何致力于中华鲟以及其他长江沿岸珍稀动植物保护的。一个企业能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设立专门的研究所，配置优秀的专业人才，建立广泛的专业交流与社会宣贯体系，来促成稀有物种的保护，是很少见的。这对长江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有着很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经过三峡集团这些年的实践与努力，中华鲟的保护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和流程，形成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对长江流域其他物种的保护提供了参考，也为下一步长江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

　　记者：除放流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措施可以让更多民众了解保护长江、保护珍稀物种的意义，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

　　赵霖：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到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参与其中，不仅仅是三峡集团的责任，也是长江沿线政府、企业以及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

　　首先，要提高受众覆盖面。长江大保护最终应该是全民行动，只有人人参与才能够确保长江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的可持续性。比如，可以在长江沿岸相关城市举行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的马拉松比赛，来提高全民参与的意识和热情。

　　其次，提高保护物种的覆盖面。基于三峡集团已有的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可以把长江沿岸的珍稀动植物集中在一起，建立长江珍稀动植物研究所和主题公园，形成长江珍稀动植物保护修复体系，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认可，从而更好、更主动地参与到大保护工作中。比如，设计相关衍生品，包括中华鲟玩偶、植物标本等，甚至形成大IP，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可以采取更加注重互动的参与方式。以放流为例，有一部分放流的中华鲟植入了声呐标记，实现了追踪和监测。可以让参与放流的民众“认领”中华鲟，通过追踪编码，在网上查询自己“认领”的中华鲟的位置和状况。以此确保中华鲟放流活动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能够形成长期的持续关注。

　　记者：三峡集团正在共抓长江大保护工作中承担骨干主力作用。您如何看待目前三峡集团的长江生态修复工作？您认为三峡集团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发力，来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

　　赵霖：对每一个水电建设的参与者而言，从水电工程设计、建设到运行管理的全过程，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意识是重中之重。在与三峡集团的合作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三峡集团有着很强的环保意识，也采取了很多实际行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效益，在长江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方面是走在众多企业前列的。

　　三峡集团在共抓长江大保护工作中发挥骨干主力作用，就需要更多地和长江沿线相关政府机构、企业接触与合作，共同搭建起一个生态圈，形成全面推动、充分互动的局面。同时，关于长江大保护的宣贯和主题活动的设计安排也可以更加生动、更加多样化，呼吁更多的企业和老百姓参与到长江大保护工作中来。

　　记者：GE作为全球领先的设备制造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有哪些做法值得三峡集团借鉴？

　　赵霖：作为全球领先的设备制造商，环境、健康和安全是GE的立足之本。环保是GE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也是GE每一个商业行为的基础。即使提高环保要求会带来成本增长的压力，GE在设备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也始终把环保放在首要位置。例如，GE在生产水轮发动机叶片时，会根据不同大坝所处水文环境作出相应的设计。此外，GE还积极参与合作伙伴开展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与三峡集团进行商业合作的同时，也愿意积极参与到三峡集团的长江大保护工作中去。

　　（黄先懿）

发布日期：2019年04月17日